摘要：

历史上的墨家，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派，而是一个集学术、政治、经济、军事等于一体的综合体，是一个具有使命型、纪律型、军事型、科技型、服务型、草根型等特征的政党的雏形。

正文：

战国初期的墨子创立的墨学与儒学并称“显学”，不仅在当时有“非儒即墨”“非道即墨”之说，而且墨家与儒家两大学派对垒，墨者与儒者两派弟子激辩，开创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鼎盛时代。但是，历史上的墨家，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派，而是一个集学术、政治、经济、军事等于一体的综合体，具有鲜明的组织属性，实际上是一个政党的雏形。他们“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使命担当，“兼爱交利、尚贤尚同”的政治主张，“强本节用、兴利富民”的经济思想，“非攻善守、常备无患”的军事谋略，“说教行义、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不泥古人、述而且作”的创新精神，“舍身救世（不惜“杀己以存天下”）、自苦为极”的价值追求，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墨家的组织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使命型

墨子是一位有抱负的政治家，其创立的墨家学派，具有很强的使命意识和使命担当，他们为使命而立，受使命驱动，从成立那天起，就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追求，墨家弟子一生都在为之不懈奋斗。

为实现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政治理想，墨家认为：“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墨子·鲁问》）这些救世主张和治世策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可行性。尽管墨家学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从战国之际的显学、到秦汉以后的式微、再到清末民初的复兴这一历程中，不难窥见其独有的价值。墨子对自己的学说有着超强的理论自信。先秦时期，诸子“各以学术名其家，独墨家乃系以姓”,墨学是先秦诸子中唯一以自家名号命名的学派，这本身就是一种自信。墨子坦言：“吾言足用矣。舍吾言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捃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墨子·贵义》）“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墨子·鲁问》）“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也犹在。”（《墨子·大取》）

不过，有研究者认为，墨家这些主张有许多地方互相矛盾。其实，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相辅相成的完整思想体系，非但不矛盾，而且蕴含着墨家的智慧和谋略。这一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都是为其“兼爱”主张服务的。其中，尚贤、尚同是实现路径，天志、明鬼是实现手段，节用、节葬、非乐、非命是保障措施。事实上，墨子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天志、明鬼等主张，乃墨家欺君、愚君之举，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墨家的政治活动并不是一定要做官，而是要通过推行他们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救世主张，“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尚同中》），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最终实现其“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的兼爱主张和“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墨子·尚贤上》）的政治理想。两千多年前，在那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战国时代，能有这种境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不过，墨家只为推行自己的主张而不谋求取得政权，这与后来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颇有相似之处，体现了墨家思想的局限性、革命的不彻底性和政治上的妥协性。

孟胜守义是体现墨家信仰与使命的标志性事件。据《吕氏春秋·上德》记载，墨家钜子孟胜与楚国的阳城君是上下级兼好友关系，阳城君外出时就委托孟胜守护他的封地，并且敲碎一件玉器分给孟胜一半，作为信物。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撒手西去，曾经受到楚悼王重用并被任命为楚国令尹的吴起，被群起叛乱的大臣用乱箭射杀。吴起自知性命难保，便故意扑到楚悼王遗体上。这样也就有很多箭射中了楚王的遗体。按照楚国法律，毁坏王尸，罪灭三族。楚肃王继位后，他命令杀光“射吴起并中王尸者”，共有70多个家族被牵连，阳城君便是其中一个。阳城君闻讯而逃，留下孟胜为其守城。孟胜也知道城是守不住了，但既已受人之托，无法为其守城，便唯有一死，弃城守义。孟胜的弟子徐弱劝他：事已至此，你的死对阳城君没有什么好处，对墨家则损失惨重，更有可能“绝墨者于世”。但孟胜坚持认为，他和阳城君有朋友之义，如果不能为阳城君守住封地，又不能以死谢罪，恐怕将来就没有人会相信墨者了。孟胜遂决定将钜子之位传给宋国的田襄子，这样墨者有人管理，墨家的组织在，墨者就不会绝迹于世。而徐弱见孟胜心意已决，便首先赴死。孟胜命令三个墨家弟子，到宋国把钜子的位置传给田襄子，然后带着一百八十名弟子慷慨赴死。去宋国宣布传位的三名墨者，在完成任务之后，虽然新任钜子田襄子命令他们留下来。但他们三人却说：我们首先接到的是前任钜子的命令，前任钜子命令我们传位给你，现在任务完成了，我们必须回去赴死。于是三人再从宋国赶回楚国赴死。

这就是墨者，这就是墨家，这就是墨家钜子，他们把守初心、担使命比自己的生命看得都重！这也是当时社会上“求严师必于墨者，求贤友必于墨者，求良臣必于墨者”的重要原因。

二

纪律型

墨家内部组织严密。他们有共同的理想、信仰，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行动纲领，有系统的理论体系，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严明的纪律和规矩，具有现代政党的基本特征，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组织。

墨家内部实行“钜子制”，钜子就是墨家的领袖和领导核心，拥有绝对权威。《庄子·天下》记载，墨者“以钜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但“钜子”的记载并不见于《墨子》原典中，而是出现在墨子以后、战国末期墨家以外其他学派的著作中。民国时期著名墨学家方授楚在其《墨学源流》中认为，墨子“必为第一任钜子。以禽滑厘在墨家地位之高，如非卒于墨子以前，则禽氏必为第二任钜子”。不过，这只是一种推测，史料中并无记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墨家“钜子”只有孟胜、田襄子、腹朜等三人。“钜子”传贤不传子，既不实行世袭制，也不实行选举制，而是由前一任钜子传给另外一位众望所归的贤者。“田襄子，贤者也。”（《吕氏春秋·上德》）田襄子的钜子之位，即是由上一任钜子孟胜传给他的。

墨家内部有“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墨者之法。《吕氏春秋·去私》记载，墨家钜子腹朜，他的儿子在秦国杀了人。秦惠王念及腹朜已老，且只有一个儿子，决定予以赦免，但腹朜坚持认为，自己身为墨家钜子，必须执行“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墨者之法，最终还是杀了自己的儿子偿命。

墨家对其弟子实行“召回”制度。墨家常把其弟子推荐到各诸候国从军、做官或做工。但墨家弟子到各诸候国后，必须遵守墨家的纪律、规矩，并推行墨家的主张和学说。仅《墨子》一书就有“子墨子游荆耕柱子于楚”“子墨子使管黔游高石子于卫”“子墨子游公尚过于越”“子墨子仕人于卫”等记载；耕柱子、高石子、胜绰、公尚过、曹公子等，曾先后被派往楚、卫、齐、越、宋等国从政从军。弟子从政从军，违背墨子的主张，可能会被召回，重新接受教育。胜绰跟随墨子学成后被推荐到齐将项子牛那里做官，“项子牛三侵鲁地，而胜绰三从”，墨子听说后非常生气，严厉批评胜绰“言义而弗行，是犯明也”“禄胜义也”（《墨子·鲁问》），并派高孙子请求项子牛把胜绰辞退回来。曹公子被推荐到宋国做官，家里富裕了，“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于病”，并因此对墨家学说产生了怀疑，结果过了三年就回来了。墨子责备他“处高爵禄而不以让贤”“多财而不以分贫”“事鬼神唯祭而已”（《墨子·鲁问》），违背了墨家的主张。据孙诒让考证，胜绰和曹公子皆因“违道见责”，未得墨子真传。这些事例说明，墨家弟子学成“就业”后，仍然要接受墨家的管理和约束。

墨家内部设有“巡察”制度。墨家为了便于掌握到各诸候国做官、从军的弟子的表现情况，会安排其他弟子到各诸候国进行“巡察”，看其是否按照墨家的规矩和主张行事。耕柱子仕楚期间，就有“二三子过之”，以探望为名，考察耕柱子的表现，因耕柱子对他们“食之三升，客之不厚”（意为招待不周），回来后向墨子报告说：“耕柱子处楚无益矣。”墨子回答：“未可知也。”没过多久，耕柱子“遗十金于子墨子”（送十金给墨子），验证了墨子的判断是对的。

墨家弟子中，有为官从军者，也有不少人都是能工巧匠。《孟子·滕文公上》中的墨家弟子许行，“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他们在谋生的同时，必须要将收入的一部分上交给墨家。这就使得墨家有了稳定的活动经费。墨家弟子上交部分收入给墨家，这是墨家的规矩和墨者必须履行的义务。他们将部分收入上交墨家后，自己都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朝得之，则夕弗得”（《墨子·鲁问》），就是墨家弟子生活的真实记录。在楚国做官的耕柱子就曾一次“遗十金于子墨子”，并说：“后生不敢死，有十金于此。”这说明，墨家弟子有了收入不上交，是要治死罪的。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正是因为有了严明的纪律作保证，才使得墨家内部组织森严，“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

三

军事型

历史上的墨家以“善守御”著称；成语“墨守成规”即源于墨家善于守城。他们拥有守御之术（军事理论和技术）、守御之器（守城器械）和守御之士。“墨子之门多勇士。”（西汉·陆贾：《新语·思务》）墨家不少人既能纸上谈兵，又能上阵杀敌，是一个典型的军事集团。后来，墨家组织解体后，一部分墨家弟子成为行侠仗义的游侠。历史学家王桐龄称：“游侠之宗，当首推墨子。” 

墨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墨子大约比兵圣孙武略后二三十年出生，基本可以肯定两人是同一时期的人，但他在军事上的成就绝不亚于兵家孙武，只是他的兼爱、非攻学说更为著名罢了。加上胡适等人认为《墨子》中的“《备城门》以下到《杂守》凡十一篇，所记都是墨家守城备敌的方法，于哲学没甚么关系。研究墨学的，……可以不必细读”；梁启超也说，《备城门》以下“这十一篇是专言守御的兵法，可缓读”；致使人们对墨家军事思想的研究未予重视。著名学者岑仲勉早就说过：“墨子这几篇书，我以为在军事学中，应该与《孙子兵法》同当作重要资料，两者不可偏废。”

墨子与孙子同为杰出军事家，但两人的军事思想既有共通之处，也有很大不同。他们都热切地追求和平，不希望进行战争，但又都主张不放弃武力，追求的境界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墨子立足于小国、弱国，强调防守；孙子则立足于大国、强国，强调进攻。墨子强调军事技术和装备，孙子则强调谋略和战术。墨子主张非攻，从来不主张进攻别人，在战争中重视发挥群众的作用，善于打“人民战争”；《孙子兵法》中没有论及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

墨家还具有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这在当时是任何一家一派都无法比拟的。墨子听说楚国要攻打宋国，一方面，他自己从鲁国出发，裂裳裹足，“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墨子·公输》），去说服公输盘和楚王；另一方面，令“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墨子·公输》）。在当时通讯联络条件极为落后的情况下，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组织三百多人到宋国城下备战待敌，足以说明墨家内部的组织系统是何等神秘、森严和高效。

墨家在当时受到各诸侯国的重视，与他们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超强的动员能力有很大关系。

四

科技型

墨家重视劳动，重视生产实践，重视科学技术，是一个典型的科技型组织，他们在自然科学上卓有建树。墨家创始人墨子，不仅是我国古代最有创见的思想家之一，也是一位科学巨匠，被后人尊称为“科圣”“中国科学家始祖”。

方授楚曾经说过，墨子之学，极富于创造精神。墨子在力学、数学、几何学、光学、声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辉煌成就，是我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其研究成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顶峰，让当时的西方人难以企及。墨家经典《墨子》中丰富的科学知识（墨经中的自然科学知识大体占四分之一），在先秦诸子中堪称一绝。墨子不仅最早记述了小孔成像现象，而且第一次对光沿直线传播进行了科学解释。著名物理学家钱临照称，《墨子》中的光学部分，“就体制而言，俨然是一部完整的几何光学。就内容而言，是不尚空论而是老老实实的实验记录。……就年代而言，墨经比今日欧美学者所认为世界上最古的光学书籍，传说为欧几里德所写的光学一书，还要早。所以，就只凭这光学一部分的记载，墨经在世界自然科学古籍中，应有它光荣的地位”。2016年8月16日1时4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命名为“墨子号”，就是因为墨子最早提出光线沿直线传播，设计了小孔成像实验，奠定了光通信、量子通信的基础。

墨子不仅“好学而博”（《庄子·天下》），而且非常善于对大自然的观察与研究。据《墨子·贵义》记载，他曾从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扛起一袋粮食这件事，认识到“力”的重要：“今有人于此，负粟息于路侧，欲起而不能，君子见之，无长少贵贱，必起之。”并在《墨子·经上》进行了科学归纳：“力，形之所以奋也。”“力，形之所以奋也”，是墨家给“力”下的定义，这其实就是牛顿第二定律的内容，只是没有明确提出“加速度”的概念罢了。实际上，“奋”字古人释为“动也”（《广雅·释古》），不只是代表运动，而是代表运动的变化，即变速运动。《墨子·经说下》中“上者愈得，下者愈亡”，“上者愈丧，下者愈得”等，这些“愈”字，也都含有加速度的意思。墨家提出“力”的概念与牛顿1687年提出运动三定律，悬隔两千多年，而其内容如此若合符节，墨家的探索精神及对力学研究之精深由此可见一斑。

墨家的科技思想、科技成就和许多发明创造，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追求兼爱、非攻理想和守城作战的需要，是他们重视生产、重视实践、重视观察的结果。遗憾的是，墨家一些精英弟子在守城作战中死于非命，后期组织解体，而这些科技思想和成就又为儒家主导的宗法社会所不容。因为科学的任务在于探究自然的规律，而血缘宗法制则崇拜祖先，崇拜圣贤，敬天事鬼，依靠愚昧、迷信维持其统治，迷信的天敌正是科学。作为封建统治经济基础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封闭保守，墨守成规，不求变革，无须科学，科学被斥为“君子不齿”“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和“奇技淫巧”，普通劳动者所掌握的技能被视为“鄙事”（《论语·子罕》记载：“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在一些儒者眼里，“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荀子·富国》），自然科学再好，终究还是不如儒家的“大道”：“夫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虽《中庸》《周易》已详，要非俗儒所能知，亦非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齐观也。”在这样的社会认知和氛围中，墨家的科学思想自然难有立足之地。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国古代的科技思想萌芽于墨家，扼杀于儒家。尽管此论某些人不愿接受，但这却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五

互助型

墨家弟子众多。《淮南子·泰族训》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而《韩非子·五蠹》记载：“仲尼，天下圣人也，……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至于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弟子盖三千焉”不过是一个累数而已，而墨家同时拥有“百八十人”（《淮南子·泰族训》《吕氏春秋·上德》等）甚至“禽滑厘等三百人”（《墨子·公输》），则是史料中记载的事实。可见，墨家弟子比儒家要多，墨家集团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组织。不仅如此，墨家内部还具有相对明确的社会分工，即“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墨子·耕柱》）。谈辩是游说诸侯，参与政事，推行墨家学说；说书指从事记录、整理和传授墨家思想；从事指从事守城防卫和器械制造。分工是为了更好地合作。有了分工，使得墨家组织能够高效运转，墨家弟子能够各展其长，相互之间还可以互补。

墨家强调互助，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认为“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墨子·修身》）。当年，墨子和他的弟子们都过着非常艰苦甚至“朝得之，则夕弗得”（《墨子·鲁问》）的生活，但他们总是“自难而易彼”，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要倾其所有去帮助别的国家和他们认为需要帮助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墨家实际上是一个互助组织。在河南鲁山一带，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还存在着一种叫“霃匠班”的组织。“霃匠班”实际是个“互助组”，专门帮助穷人修房盖屋、挖渠垒堰，由信奉墨家的各种工匠组成。凡是参加“霃匠班”者，必须在自家内室摆上“墨祖”牌位，早晚焚香朝拜，每逢刮风下雨天，他们就聚在一块儿颂讲“墨经”，劝善戒恶，鼓励大家济世救人。

六

草根型

墨子出身贫贱，是“农与工肆之人”利益的代表。直到他献书惠王时，仍自称“贱人”（《墨子·贵义》），由此推测，墨子可能一生未仕。

墨家弟子也多为“贱人”出身，来自社会中下层。在有据可考的墨家弟子中，高何、县子硕原来都是“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索卢参原为“东方之钜狡”（《吕氏春秋·尊师》）；墨家后学许行（即许犯），“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孟子·滕文公上》）。其他如禽滑厘、跌鼻、田系索、彭轻生、腹朜、苦获等，从姓名推测，也都来自社会下层。

非常可贵的是，这些来自社会中下层、原来表现不好甚至应该“刑戮死辱之人”，在墨家思想的影响熏陶下，不少人都成为贤能之辈。如高何、县子硕因“学于子墨子”、索卢参因“学于禽滑厘”而成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吕氏春秋·尊师》）。

出身贫贱的墨家弟子，从“草根”成长为“精英”本来就难，加之大批精英弟子为奉行其“兼爱”“非攻”主张而在战争中死亡，使得墨家没有了传人，这是后来墨家组织解体、墨学淡出人们视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原载于《职大学报》2020年第3期

来源：齐鲁文化两创